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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揭秘

发布时间:2019-10-09 22:05:32 编辑:笔名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揭秘

  杀人场(KillingField)的高塔:头骨堆砌的内塔层层叠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Samphan)和英萨利(Ieng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而且是进入□□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红色高棉士兵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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